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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半山失踪（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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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文革”期间因得罪造反派而被赶出了上海。在全国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当口上，他悄悄地潜回上海来看我。见我已经愤世嫉俗地躲在一个最多只有三平方米的自搭窝棚里很长时间，不见世人，不读报纸，不听广播，他觉得不是办法，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我找一处山间洞穴栖身。

不久他寄来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说找到了，要我立即到十六铺码头搭船去浙江，再由他领我去终点。

我知道终点一定很偏僻，那个时代通讯还非常落后，偏僻就意味着难于寄信、收信。其实，当时上海家里也根本没有人收信。这么一想，觉得我这次告别等同于一次“失踪”。

这样的告别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怆。那天拎着一个网兜离家时，正好遇到家里最小的成员——我的小弟弟余国雨从“学工”的地方回来，我就要他送我到码头。我以前频频出行从不要家人来送，这次却要让这么一个告别变得稍稍隆重一点。

余国雨虽然与我差了十多岁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书都是他帮我保管的。在搭乘公共汽车码头的路上我很想对他交代点什么，但一上车就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这个人总是在我最烦闷的时候幽然出现，他知道我讨厌他。今天如果被他看见，他一定会从我去码头这件事与当前“阶级斗争大形势”联系起来，并以“见证人”的身份揭发点什么。我立即躲到余国雨身后，把提着网兜的那只手搭在头顶抓杆上，将脸遮住。结果，那个人下车后不久码头也到了，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余国雨说。

奉化大桥镇的半山老楼，正是盛钟健老师通过在本地文化馆工作的史洁英大姐和青年画家王利华先生好不容易为我找到的“山间洞穴”。

那老楼蒙尘日久，处处朽败。史洁英大姐把楼梯半道上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的门打开了，那就是我今后的潜隐处。

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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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三〇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的数量，但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问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草埋的半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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